赞甯的《大宋高僧传》本来就比较简略，而且那时离鉴真的时代较远，鉴真东渡日本后不久，又发生了“安史之乱”，所以留下的资料不多，不免使他写的《鉴真传》显得枯燥，还出现了一些讹误。对比受业于鉴真的日僧元开所着的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，则不仅让人觉得翔实可信，还可以从中得知一些有趣的细节，比如从中可以知道：他带去日本的物件中，还有王羲之、王献之的真迹。

该书提到：唐朝寺僧“皆以戒律为入道正门。若有不持戒者，不齿于僧中”。于是竭力学习唐人文化的日本，因为没有传戒高僧，就派荣棼、普照来留学，希望在他们学成后“拟为传戒者”。但荣棼和普照留学了十年，仍然没有担此重任的信心，就提出要回去了。他们走的是上层路线，不仅有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“家僧”道航同行，还有李林宗令扬州仓曹李凑造大舟，备粮送遣的书信。当荣棼、普照到扬州请到鉴真后，却正因为这个道航，直接导致了鉴真第一次东渡的失败。

道航的特殊身份使他自视甚高，所以看不起同行的高丽僧如海，说了一句“人皆高德，行业肃清。如如海等少学可停却矣”的话，被激怒的如海失去了理智，裹上他的光头，去衙门诬告报复说：“道航造船入海，与海贼连。”将引“五百海贼入城来！”结果他们在“大明寺捉得日本僧普照”；“荣棼师走入池水中仰卧，不良久，见水动，入水得荣棼师”，最后躲在老百姓家里的道航，也被捉来关进了大牢。最后的结果是：荣棼、普照等被关了四个月后，“其所造船没官，其杂物还僧。其诬告僧如海与反坐，还俗，决杖六十，递送本贯。”二年以后的天宝三年，越州的一些僧人不愿意让鉴真去日本，就到州官那里告状说：“日本国僧荣棼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。”山阴县尉遣人搜得荣棼，枷送去京城，路过杭州，“荣棼师卧病，请假疗治。”结果忽悠说是病死了，也就不了了之把他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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