租界内的房地产奇迹，根本上与资金无关，与技术无关，而与政治有关：它所享受的，是法制与维稳带来的巨大红利……

当维多利亚花园在1887年的军乐声中正式开放时，天津的英租界已经初具规模：道路、港口、码头、教堂、市政厅和公园等。这是一个欧化了、与传统中国风格迥然不同的“新城”。

令天津人吃惊的是，在这座“新城”中，市中心不再是代表权力的诸多衙门，除了一幢毫无官气的市政厅之外，市中心就是花园等公共设施。

此时的天津租界，依然是宁静的。资料显示，20年前（1867），这里只有112个洋人，20年来，依然没有大的增长，一是因为百废待兴，条件艰苦，洋商们更愿意呆在上海，二是因为实现严格的“华洋分居”，华人们很难进入租界，导致租界内的服务行业几乎成了空白。此时，能看到天津房地产“钱景”光明的人，寥寥无几，刚刚从上海投资失败的泥潭中挣扎出来的徐润是一个例外（参阅本专栏5月30日《大清“房奴”富豪》）。

根据自己在上海的经验和教训，徐润坚信，天津房地产的春天即将降临。事实证明，这次他又是对的。

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大清国，只有租界内可以提供相对和平、稳定，而且法制化的空间，而享受这种资源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在租界内购置房地产。因此，房地产迅速成为租界内的支柱产业。

[1] [2] [3] [4] [5] [6] [7]  下一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