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内外许多高层人士分析：“北京的申办工作，成也政治，败也政治。”袁伟民格外关注的是：其中“人权问题”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。

在距离莫斯科投票越来越近、申奥工作进入关键时刻之际，北京奥申委分析认为，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，敌对势力和对手有可能利用政治问题攻击我申办工作，攻击的方法主要表现为：抛出观点和重复某些有影响的观点，唤起舆论跟进，达到杀伤我方的目的。对此我们要做好论战和行动的两手准备，积极做好防范，应对危机。

“中国的人权记录十分恶劣，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。”——这是美联社反复表述的观点。

“如果让北京举办奥运会，不会使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，相反，会使中国继续迫害持不同政见的精神病患者、流浪汉以及下岗工人，中国将继续执行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北京举办奥运会，将同1936年柏林奥运会一样可怕。”——这是法国一些媒体的观点。

对于当时西方舆论在“人权”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，我们的看法是：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长足进步，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完善，这些成就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公认，中国人权具有广泛性、公平性和真实性。中国遵守联合国宪章“关于促进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”的原则。在中国举办奥运会，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解决人权问题，国际奥委会多次强调要把政治因素和体育区分开来。但是，由于“人权”问题的高度敏感性，很容易在说话的分寸上授人以柄。袁伟民回忆说：

对于在陈述报告中，是主动讲到“人权”问题，还是不主动涉及“人权”问题，当时考虑得比较仔细和慎重。一种意见是，继续通过海外第三方支持者，宣传“在中国举办奥运会，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自由”的观点，奥申委自己不进行主动宣传；还有一种意见是陈述报告中应主动提到“人权”问题，哪怕是很简单的表述。我的观点是主张主动去讲“人权”问题。我的根据在哪儿呢？我们朱熔基总理当选总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，他主动讲到人权问题，反响不错。我想只要不离开总理讲话的原则就行。我认为西方舆论和北京的竞争对手们肯定会在“人权”问题上做文章，与其回避这个问题，不如去主动触及这个问题，以显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正视这个问题的决心和自信。

李志坚也是主张主动提及“人权”问题的，正如他所写的《申奥六鳞》一文中所指出的：

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，国际反华势力从来没有放弃以人权问题为借口，攻击中国，丑化中国，瓦解中国。北京申办奥运会自始至终也摆脱不了人权问题的干扰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围绕着人权问题的斗争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。一种是别有用心者，肆意夸大中国的人权问题，而且根本不谈生存权发展权这些最基本的人权问题，用他们臆造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基本情况的所谓人权问题，造谣污蔑，根本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。另一种情况，不少委员受长期敌意宣传，弄不清围绕人权问题激烈斗争的实质，出于对中国的友好，情真意切地希望中国能在人权问题上表一个他们希望的态度，使他们能理直气壮地投北京的赞成票。而且他（她）们回到国内也好交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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