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第二次申办时,他已经72岁了,离开中国奥委会、体委领导的位子已经将近10年了,这段时间他变化较大,这段时间大家对他有意见:他以前是代表国家去的,但是自从他退下来以后,完全改变了,是代表个人了。中国奥委会工作人员也反映,他出席国际奥委会会议和活动的内容很少与中国奥委会沟通,常常是他向媒体公开后,中国奥委会才知道。外联司的干部很为难。
他与媒体的关系密切,善于引导舆论。叫人难以理解的是,北京申奥成功之后,他到处作报告,频频接受记者专访,他写文章、著书立说,不仅把事情的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,甚至流露出:北京申奥成功,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票,不是投给北京的,而是投给他个人的感情票应该说,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,在北京申奥陈述报告中的讲话是成功的,尤其是最后一段很感人,但也不能夸大其词到委员们就是因为听了他的讲话,给他投下了感情票。
一个参加了北京申奥全过程、在一线工作的知情官员给袁伟民写信说:“现在人们有个误解,认为北京获胜,主要是XXX(指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)的功劳和他在陈述时的最后讲话,他自己几次对记者讲话,包括他的莫斯科日记中都这么说的。我认为这不是事实的真相,应该出面澄清。
知情者一时难以出来披露事实真相,信息不对称,真伪难辨,有的媒体自然被误导,把他说成是“北京申奥头号功臣”,甚至称他为“中国申奥之父”等等。
眼看“假戏”愈演愈烈,有人不得不在奥运会还没开始前,就站出来讲话了,目的是:点到为止,提醒收敛!他太了解这位资深委员了,不以大局为重,北京奥运会前,更出格的事还会发生。《申奥六鳞》一文在《中国体育报》上发表了:
有些媒体,出于好心,喜欢定向奉送“体育外交家”、“奥林匹克外交家”的美誉。在我看来,是不是体育外交家,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,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飞机,不是能以英语、法语与多少个国家奥委会委员聊天,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,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,达到最好的效果。
至于说到体育外交家,我虽调任国家体育总局才5年,亲身感受,由于历史的原因、党中央的重视、工作的需要,这里的体育外交家或者说杰出的体育外事工作者是很有一批的,绝不是孤芳自赏的一个、两个,如魏纪中、楼大鹏、于再清、屠铭德、吕圣荣、顾耀铭、宋鲁增等等。中国体育外交上的许多重大事件,他们都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关乎成功的至关重要的贡献。可惜,由于宣传走偏,人们都是只知其二,不知其一。
袁伟民说:
我们内部有的知情者实在看不下去了,有人多次向我建议,不能让是非再这样混淆下去了,应该采取一定的方式出来澄清事实。我们也不是没有想过要帮助他。北京申办成功后,奥申委领导小组有人建议通过党组织民主生活会的方式帮助他,后来因为申办成功,皆大欢喜,要忙的事太多了,没有再提这件事情了。再说,他比我和志坚都年长10多岁,过去有过功绩,现在变了,但他已经是一个退休老人了,我们能怎么批评他?也只能从侧面指出问题,希望他能自爱自重。其实道理他都懂,关于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究竟是代表国家还是代表个人的问题,我曾去问过当年国家体委的老领导荣高棠,本来中国奥委会是推荐时任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去的,后他本人认为年事已高,外语能力也有限,还是根据需要让外联司的干部去。高棠同志说:“我们让他去国际奥委会,他代表的当然是中国。”我还去拜访了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,他说得更直截了当。梦华说:“我可以找他谈谈,他听不听我就不好说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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